1935年9月的一个清晨，聂荣臻接过警卫员送来的三只烧饼，正打算填一填空了一夜的肚子。
就是这三只烧饼，让他猛地站起身来，大声喊出了那句话。消息沿着甘南的山路飞奔而去，传进了毛主席的耳朵里。
没有人会想到，一顿再普通不过的早餐，居然成了改写中国革命走向的转折点。
这支队伍已经走到了悬崖边上
要搞清楚那张报纸为什么那么重要，得先知道1935年9月的红军究竟处在什么处境。
从江西出发的时候，中央红军有八万多人。一路打，一路走，到了这个时候，能跟上队伍的不足一万人。减员的速度超过了任何人的预期。湘江边上的那一仗打完，很多老兵就再也没出现过。
过草地的时候，又有一批人倒在了泥泞里。子弹打光了，粮食见底了，鞋子烂了，棉衣没有，前面是国民党的堵截，后面是追兵，天上还有敌机不时扔下炸弹。这还不是最难熬的。打仗缺人缺枪，那是可以咬牙扛的。真正让人揪心的，是不知道下一步往哪里去。
出发之前定的计划是去湘西，和红二军团、红六军团会合。这个计划没跑多远就泡汤了，敌军早就把路堵死了。换了方向往云贵川走，也走不通。想着去川陕，又碰了壁。张国焘那边一直说要来，却迟迟没有动静。毛主席在那段时间几乎夜夜不睡，他后来告诉斯诺，当时只有三条路：被消灭，被拖垮，或者找到一个能站得住脚的地方。
外部联系也断了。电台早就损毁，共产国际发来的消息收不到，国内其他地方的情况一概不知。整支队伍就像一艘断了罗盘的船，在茫茫大海上漂着，不知道陆地在哪个方向。
炒股配资App1935年9月17日，红军强攻腊子口。这个地方卡在岷山山脉的一道口子上，两边是几乎垂直的石壁，中间只有一条细窄的峡谷。国民党在这里屯了重兵，机枪架在制高点，居高临下，子弹打得密不透风。红四团的战士们找不到别的办法，只能沿着绝壁往上爬，把手榴弹扔进对方阵地。
团长王开湘在战斗中负了重伤，政委杨成武身上也中了弹片，但这个口子终于被撬开了。腊子口一过，前面是岷山脚下一片开阔的土地，村庄连着村庄，田地里的庄稼还没收完，树上还挂着梨子和苹果。这就是哈达铺。
9月18日，红军先头部队进了镇。哈达铺是个回汉杂居的小镇，五六百户人家，靠着当归等药材的买卖过活，在这一带算是有些底气的地方。
镇上的百姓见过国民党驻军怎么欺压人，见到纪律严整的红军，有人送水送饭，也有人悄悄躲进了山里。红军在这里得到了难得的休整机会，脚上的泡有时间发，肚子也能勉强填饱。可方向的问题，依然没有答案。
三只烧饼里藏着的那张纸
9月20日一早，聂荣臻在临时指挥部坐了一整夜。案头的文件一份接一份，等着处理。警卫员陈家柱端着一个盘子走进来，盘子里放着三只刚买回来的烧饼，热气还没散。
"政委，您从昨晚就没吃东西，先垫一垫。"聂荣臻确实饿了。这种白面烤出来的回民大饼，外皮酥，里头软，闻着就香。他拿起一只咬了一口，目光随意地往盘子里扫了一眼。
盘子底下垫着几张旧报纸，油渍已经把纸浸得半透明。聂荣臻的眼神在那几行字上停了一下，然后定住了。他把烧饼放下，把那张纸小心地展开来。纸上有一行标题清清楚楚地印着：阎锡山部进攻陕北刘志丹部。
他把整篇报道读完。大意是：阎锡山奉蒋介石的命令，调集大批兵力去打陕北的红军，目标是一举消灭刘志丹领导的这支队伍。这条消息对国民党来说是战报，对聂荣臻来说是一道光。陕北有红军，有根据地，刘志丹还在打仗，还没有被消灭。
他站起来，出了门，把通讯员喊进来："你骑我的马，把这张报纸带去给毛主席，告诉他，陕北有红军，有根据地。快去！"通讯员接过那张被油浸透的报纸，出门上马，朝着中央纵队的驻地方向跑了。
聂荣臻转身让陈家柱把另外两只烧饼的包装纸也取来看。三只烧饼，三张包装纸，来自不同的报纸，却都印着和陕北红军有关的消息。他随即下令，让战士们在整个哈达铺搜集旧报纸，不管什么日期、什么报纸，统统带回来。
哈达铺这个地方虽然偏，地理位置却特殊。它在一条商路上，南来北往的货商都要经过，当地还有国民党的补给站，各地的报纸都能流通到这里。战士们很快堆起了一摞——《大公报》《晋阳日报》《民国日报》《西京日报》，时间大多集中在1935年七八月份，正好是红军在草地里最艰难的那段时间出版的。
关帝庙里的那场会议
报纸送到毛主席那里，他立刻叫来张闻天、周恩来、博古几个人，在桌上把报纸一张张铺开，用放大镜逐字逐句地看。
这些报纸是国民党的喉舌，刊登那些文章的本意，是要向读者证明剿匪大业进展顺利。对红军而言，这些字句的意思完全反过来了：陕北不仅有红军，还有成规模的根据地；徐海东率领的红二十五军已经到了陕北；刘志丹的部队还在保安、吴起一带活动，正在抵抗阎锡山的进攻。
一年来一直解不开的那个死结，在这摞旧报纸里松开了。
9月22日，哈达铺镇上一座关帝庙里，中央召开了团以上干部会议。毛主席站上去，看着台下这些因为长期吃不饱而消瘦的面孔，把话说得很直接："陕北有刘志丹的红军，有苏维埃政权，我们去陕北，跟他们会合。"
台下先是静了几秒，然后爆发出喊声。有人红了眼睛，有人说话说不出来。他们已经走了将近一年，从江西一路到了甘肃，不知道终点在哪里，不知道这条路会走到什么地方结束。现在知道了。
这次会议上，中央作出决定，将红一方面军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，由彭德怀担任司令员，毛主席任政委，下面划分成三个纵队，目标北上陕北。名字变了，架构调整了，更重要的是，整支队伍有了方向。9月23日，部队从哈达铺出发。
从哈达铺到吴起镇的最后一段路
出了哈达铺，前面还有路要走。翻越六盘山，穿过黄土高原，路上国民党的封锁线一道接一道，每一道都要强行打开。
长征最后这段路并不轻松。减员还在继续，粮食依然紧张。六盘山海拔高，气温低，战士们身上的衣服已经不够御寒。毛主席在翻越六盘山的时候写下了一首词，后来成了语文课本里的名篇，里面有一句"今日长缨在手，何时缚住苍龙"。在那样的境况下写出这几个字，不是在做文学，是在表态。
1935年10月19日，陕甘支队抵达陕北吴起镇。这一天距离从江西出发，过去了整整一年多。全军从八万余人走到了这里，能算进去的只剩七千多人。七千多人里，每一个都经历过常人难以想象的事情。他们的眼睛里不再是茫然，而是落了地的踏实。
到了陕北，仗还要继续打。1935年11月初，毛主席和彭德怀指挥红军在直罗镇打了一场硬仗，歼灭了国民党东北军一个师加一个团。这一仗打完，中央把革命大本营放在陕北的决定算是落了地。之后在瓦窑堡，中央政治局开会，讨论如何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。中国革命走进了一个新阶段。
多年以后，聂荣臻在回忆录里把哈达铺那个早晨写了进去。他记得，是一张包烧饼的旧报纸，让他知道了陕北还有刘志丹，还有根据地。他说，正是这个消息，才有了后来的瓦窑堡会议，才有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，才有了中国革命的新局面。
哈达铺这个地名在历史上并不显眼。它没有湘江那么悲壮，没有遵义那么分量重，甚至没有腊子口那么惨烈。但在那个当口，一张被油浸透的旧报纸，在最需要的时候，把一个答案交到了正确的人手里。
陈家柱买那三只烧饼，用旧报纸包着，只是因为当时哈达铺的习惯就是这样。他不知道那几张纸上印着什么，也不知道那几行字会被什么人看见，会在什么时候改变什么。聂荣臻接过烧饼，只是因为空着肚子撑了一夜。他咬下那口饼，目光落在纸上的那一刻，也是随机的。
历史就是这样运转的。关键时刻的关键一步，有时候来自于精密的谋划，有时候来自于一个毫不起眼的意外。真正能把意外变成转机的，是那双随时都没有放松警惕、随时都在捕捉信息的眼睛，和一旦发现机会便毫不迟疑行动的判断力。
聂荣臻后来说，长征是一部史诗，每个经历过它的人都在这部史诗里留下了印记。三只烧饼、一张旧报纸、一个清晨的发现，留下的这一笔沈阳炒股配资，轻巧得出人意料，分量却不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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