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位当过国务院副总理的人,卸任之后没几年,主动给上级写了封信,只问了一句话:能不能给我找点事干?
这事搁在旁人眼里,可能觉得奇怪,毕竟到了那个位置,退下来安享晚年不是天经地义的吗?可他偏偏坐不住。
这个人就是陈永贵,一辈子没离开过土地,离开了反而浑身不自在。他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?

他去农场,从来不走过场
1983年春天,陈永贵正式开始担任北京东郊农场的顾问。
这个消息在外界看来没什么动静,不是什么高调任命,也没有仪式,就是一个普通干部级别的安置。可陈永贵自己对这份工作的态度,和外界的低调截然不同。
他是真干的。
从接受这个职务开始,他定下了一个习惯,每周至少去农场一次。
不是视察,不是露个面喝杯茶就走,而是下到田间地头,跟农场的干部和工人坐下来谈,谈作物怎么种,谈产量为什么上不去,谈工人的积极性怎么调动起来。

农场里有几块地,种的粮食品种搭配得不合理,不同地块的土质条件没有得到充分利用,产量一直卡在那个水平上不去。
陈永贵把这个问题摸清楚之后,直接给出了调整意见,建议重新规划种植结构,按地块特点换种适合的品种。
这件事他不是动动嘴皮子,他在农场跑了好几趟,把几块地的情况挨个看了一遍,才开口提建议。
还有一件事让农场的人印象深。农场当时病虫害的防治做得粗糙,农药买不到合适的品种,渠道也窄,出了问题只能干着急。


陈永贵在北京认识不少人,他就利用自己的关系,帮农场牵线搭桥,联系到了能稳定供货的渠道,把这个卡脖子的问题给解决了。
他在农场的作风和过去在大寨的风格是一脉相承的,不摆架子,不搞排场。别的顾问来了可能坐着开会发言,他是愿意直接到现场的那种人。
农场的工人跟他相处久了,说起他来都是服气的,觉得这个老头是真正懂农业、肯下功夫的人,不是来挂名的。
就这样,从1983年到1985年,整整两年多,他把这份顾问的工作坚持了下来。直到身体开始出问题,他才不得不停下脚步。

一位农民,走到了副总理的位置
陈永贵是山西昔阳县大寨大队的人,做过大队党支部书记,在那个年代,大寨是全国农业战线的一面旗帜,"农业学大寨"的口号传遍了全国。
大寨在太行山的山沟沟里,土地贫瘠,条件恶劣。当年陈永贵带着大寨的社员们在山上造地,把石头坡改成梯田,硬是把粮食产量搞上去了。
这件事被媒体报道出去之后,引起了全国的关注,大寨成了农业生产的样板,陈永贵也成了全国闻名的劳动模范。

从地方走到中央,这个过程对陈永贵来说是一个极大的跨越。
他没有读过多少书,也没有在体制内历练多年的经历,完全是靠着在大寨做出的实绩,一步步进入了更高的政治舞台。1975年,他出任国务院副总理,分管农业方面的工作。
元股证券:ygzq.hk坐上这个位子之后,陈永贵的处境其实是有些特殊的。
他的背景和其他副总理差距太大,文化程度低,机关工作经验少,在处理大量行政事务的时候,难免会遇到力不从心的地方。

他在任期间,继续推广大寨的农业经验,但随着时代在变,各地的实际情况也在变,大寨模式能不能放之四海而皆准,各方面的争议一直没有停过。
1980年9月,陈永贵正式辞去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。
这个时候他已经年过六十,在政治舞台上活跃了将近十年。辞职之后,他迁居北京木樨地,从副国级的高位退下来,开始了另一段生活。

卸了职,这两年他怎么过
从1980年辞职,到1982年底正式不再担任党中央和国务院任何职务,这两年多的时间,陈永贵基本上是在北京安静地生活着。
中央在他的待遇上做了安排,工资保留着,身边也有必要的服务人员,生活上没有什么短缺。从外部看,这个曾经叱咤一时的劳动模范,退下来之后的日子过得平静,没有什么风波。
可陈永贵自己并不觉得这种生活有多舒坦。

他这个人,大半辈子都在干农活、抓生产,从大寨的田间地头到中南海的会议室,他的注意力始终放在农业上。一下子什么职务都没了,什么事都不用管了,他反而不适应这种状态。
1981年11月,中央批转了一份文件,总结了山西农业学大寨运动的经验教训。陈永贵看到这份文件之后,心里是有些复杂感受的。
大寨的经验被拿出来重新评价,那是他亲身参与、亲眼见证的一段历史,里面有成绩,也有值得反思的东西。他一个人在北京,没有公开表态,就是把这份文件仔细看完,放在那里。

卸了职之后,他没有离开对农业的关注。从报纸上看政策动向,跟来访的人谈农村的变化,他还是始终把农业的事放在心上。
那段时间,他的状态在旁人看来是低调的,可他自己心里清楚,他还有力气,还能做点什么,只是没有一个合适的位置让他去发挥。
这种憋着的劲儿,到了1983年春天,终于让他做出了一个决定。

那封信,是他自己主动写的
1983年春天,陈永贵给上级写了一封信。信里说的意思很直接:自己身体还行,还有余力,请求组织给安排一份力所能及的农业工作。
这封信不是任何人催促他写的,是他自己想清楚之后主动写的。
这个细节值得停下来想一下。一个已经退出权力核心的人,按道理可以就此安心养老,什么都不用争。
他主动开口要求安排工作,不是为了恢复什么地位,也不是为了重新获得什么资源,就是单纯地想干活,想回到农业生产这件他一辈子放不下的事情上去。

上级收到信之后,研究了他的请求,很快批准了。安排他担任北京东郊农场的顾问,这是一个实实在在的职务,不是挂名性质的虚职。
陈永贵接到这个安排的时候,据当时了解情况的人回忆,他的态度很平静,没有什么特别高兴的表现,就是应了下来,然后开始认真考虑怎么开展这份工作。
他对自己去农场能做什么、应该做什么,心里已经有了一本账。
这件事在后来的很多评价里都被提到,人们说它体现了陈永贵这个人的性格底色,他不是一个甘于坐享其成的人,也不是一个会用退休来换取安逸的人。

从大寨出来的他,骨子里就是个要干事的人。
东郊农场的那两年,是他人生最后一段踏踏实实工作的时光。1985年,身体出现了不适,检查之后确诊为肺癌晚期,病情发展得很快。1986年3月26日,陈永贵在北京去世。
新华社发出的讣告,给了他两个身份定位:劳动模范,农场顾问。追悼会按照相应规格举行。他在遗愿里说,骨灰要送回大寨,葬在虎头山上。他走的时候,骨灰没有留在北京。
从大寨出发西安股票杠杆,兜了一圈,又回到了大寨。这是他这个人,从头到尾最清晰的一条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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