相信我们大多数人对采菊东篱下融资融券入口平台，悠然见南山这首诗不陌生吧。它的作者陶渊明在我们的想象中一定是一个逍遥自在，放荡不羁的老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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可是真实的陶渊明恰好与我们想象的相反，他还写过一首诗，题目叫《乞食》。乞食，就是要饭。开头两句是："饥来驱我去，不知竟何之。"
饿得没办法，被饥饿赶着出了门，却不知道该往哪走。走到一户人家门口，抬手敲门，嘴张了半天，一句话都说不出来。
一个当过县令的人，一个写下千古名句的人，晚年活成了这样。
他不是穷得没得选，其实他有无数次机会可以不这么穷，可他偏偏不要。
年轻时，他志向跟"归隐"两个字八竿子打不着。曾祖父陶侃是东晋大司马，相当于国防部长那一级。虽到家道中落，但他从小读儒家经典，心里装的是"猛志逸四海"。
二十九岁，他第一次出来做官，当江州祭酒。干了没几天就跑了。史书记的原因是四个字：不堪吏职。
接下来十几年，他反复尝试了五次。给桓玄当幕僚，给刘裕当参军，给刘敬宣当参军，最后做了彭泽县令。每一次都是满怀希望地去，灰头土脸地回。
问题出在哪？
东晋末年的官场，烂到了根子里。门阀制度把人的出身钉死在牌桌上，寒门再有本事也只能依附大族。而那些大族在忙什么？桓玄忙着篡位，刘裕忙着杀人立威。
陶渊明夹在中间，看得清清楚楚。他不是没机会往上爬——在桓玄幕府时，他手上过的是最高级别的军事情报；在刘裕手下时，刘裕正冉冉升起，跟着干下去，开国功臣的名单上未必没他。
但他看到了别的东西。他看到桓玄怎么对待安帝，看到刘裕怎么清除异己。这些人跟街上抢地盘的混混没有本质区别，只是刀更多、血流得更多。
陶渊明骨子里有一种要命的认真。他做官是想做事的，是想"大济于苍生"的。 当他发现这套系统只关心谁坐那把椅子，他的选择不是妥协。
是走。
归隐头几年还勉强过得去。他有"草屋八九间""方宅十余亩"，种点粮，亲友接济一点，能撑住。他写"采菊东篱下，悠然见南山"，那是刚从笼子里放出来的轻松感。可这轻松感，很快被现实碾碎了。
种地不是写诗。一个读书人四十多岁学种田，体力跟不上，技术也不过关。他写"晨兴理荒秽，带月荷锄归"，起早贪黑地干，结果"草盛豆苗稀"。
更要命的是两件事：一场火灾，草屋烧掉不少，家境从此一落千丈；然后是病，五十岁左右染上当时治不好的慢性病，有学者考证可能是周期性疟疾，折磨了他十一年，直到死。
一个五十多岁、身体垮了的人，种不了地了。 他写"夏日长抱饥，寒夜无被眠"——夏天饿着肚子熬过白天，冬天冷得睡不着，盼天亮。
他给儿子们写过信，说自己"性刚才拙，与物多忤"，性格太刚，能力不够，跟这世界处处合不来。然后承认：因为自己的选择，让孩子们从小挨饿受冻。
一个父亲说出这种话，那种愧疚，比饥饿本身更折磨人。
他不是表演清高，是真回不去了
老朋友颜延之留给他两万钱，他转手送去酒馆。朝廷征他去当著作郎，他不去。
他不是在表演清高，他是真的回不去了。
《饮酒》诗里有个场景：清晨有人敲门，他衣服都来不及穿好就去开。来的是个老农夫，提着酒，劝他——你这破房子连遮风挡雨都勉强，何必呢？大家都浑浑噩噩地过，你也跟着浑吧。
陶渊明的回答是：谢谢好意。但我这天性跟人合不来，让我掉头走老路——
"吾驾不可回。"我的车，不回头了。
从四十一岁辞掉彭泽令，到六十三岁去世，二十多年，他再没做过一天官。
晚年病重，他知道时间不多了，写了篇《自祭文》——给自己写悼词。里面回顾一生，没有抱怨，没有后悔，只有一种很平静的坦然。
公元427年，陶渊明在贫病中去世。
他没留下什么家产。 留下的是百多首诗、十几篇文章，和一个争了一千多年也没争明白的问题：他到底图什么。
苏轼晚年被贬海南，随身带着一本陶渊明的集子，说："吾于诗人无所甚好，独好渊明之诗。"
苏轼读懂了。 一个经历过人生大起大落的人回头看，看到的不再是个潇洒隐士，而是一个在极端困顿中守住自己的人。
我们活在一个更容易理解"成功"的时代。往上走，赚更多，爬更高，是所有人都懂的道理。
陶渊明偏偏走了另一条路。他往下走，走到泥土里，走到饥饿里，走到大部分人都会崩溃的地方——然后在那里写诗，喝酒，种菊花。
他不是不想过好日子。他只是不愿意用他不认可的方式去过。
"采菊东篱下，悠然见南山"这句诗，人人都觉得美。但很少有人去想：那个在东篱下采菊的人，可能已经饿了一整天。
他抬起头看见南山的那一瞬间，心里在想什么。
正品配资平台也许什么都没想。
也许只是觉得，山还在那里，挺好的。
山河旧事皆落幕融资融券入口平台，前人阅历作良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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